随丈夫到厦门打工15年，这个贵州女人就一直在生孩子，“肚子没平过”。她想要生个男孩，为此肚子“越生越薄”，皮肤被衣服擦过都觉得疼。

之前几次生产，夏月蝉都不去医院，就在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完成。出租屋在半地下，够10口人“挤挤睡下”，两张铁架床和一张竹床占据了大半空间。阵痛来临，夏月蝉平躺在床上使劲，丈夫王忠魁剪脐带。消毒“最好用酒精，没有就用白酒”。

即将迎来第8个孩子的时候，夏月蝉最大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已经11岁了，最小的还不到1岁。她两手腕各有七八个扎针留下的瘢痕，大腿上全是摩擦的淤青。接产的女医生看不下去：“你为什么拿命换这个孩子？值得吗？”

这些孩子中5个没有户口。还有两个孩子生下不到一个月就生病夭折了。她花了半分钟才想起次序可能是“在老六前”——“太伤心了，不愿多提”。夏月蝉年龄最大的双胞胎女儿在一所外来务工子弟小学读五年级，很多孩子都不愿和她们玩，说她们“头上有虱子”。

搞计划生育的人来过，但夏月蝉并不担心——“我们困难大家都知道，怎么交罚金呢？”

夏月蝉除了怀孕和哺乳之外，只能靠捡垃圾补贴家用，丈夫王忠魁一个人打零工负担全家人的生活。就在老八降生前不到一周的时候，王忠魁为一个老板清理被刮倒的铁皮房，接触了漏电的高压线，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。夏月蝉听到丈夫的消息伤了心，瘫软在床上下不来。

他们的同乡记得，这一家子15年来住在厦门湖里区安兜社，很少与别人来往——“这家人知道别人在议论他们，生了这么多。”同乡们揣测，他们对儿子的执着来源于王忠魁。他是家中唯一的儿子，一脉单传。

夏月蝉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15年间，王忠魁从未表达过一定要个男孩，也从未抱怨过生了女儿。

夏月蝉也知道重男轻女不是个好词。但想生一个男孩的愿望还潜藏在这个家重叠的阴影里，偶尔被路过的老鼠尾巴扫过。

每次怀孕，丈夫都会抚摸着夏月蝉的肚子说，“我猜，这次怎么样都是一个男孩了。”

每一个女儿降生的夜晚，夫妻俩在黑暗里睁着双眼。夏月蝉偷偷观察丈夫，他正注视着女儿叹息流泪。她于是也流下眼泪。

夏月蝉感觉丈夫对女儿，“表情不一样”，走在路上看着别人的儿子表情也不一样。她难以描述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，只是说，“你看到就懂了，女人都会懂的”。

有些时候，她觉得“受不住了”，看见隆起的腹部“就发抖”，“每一次生孩子，都是死一次”。但是很快又坚定下来，“我要尽力，为了老公”。

王忠魁和夏月蝉从未领过结婚证。“一起出去打工，就算在一起了。”王忠魁体谅妻子，早晨出门前常帮着把堆积的女儿衣服洗了，也很少和妻子吵架。让两人都印象深刻的一次争吵是在来厦门的第一年，夏月蝉想工作，王忠魁不同意——“我养你！你为什么要工作？”

在这个贵州汉子心中，男人养家，女人顾家，是天经地义的分工和义务。

“自从结了婚，我觉得自己像鸟儿被关在了笼子里。” 夏月蝉感叹，“再要自由自在，只能在梦里，或者我死了。”

出租屋越塞越满。常有好心人上门送些旧衣物，有时会多劝几句“生男生女都一样，我有个孙子还想要个孙女呢”。和王忠魁同来厦门的同乡郑传娇多年无子，收养了一个女儿。

但郑传娇仍觉得，“不管哪里，有个男孩都是光荣的。”

为了这份“光荣”，生孩子成了夏月蝉唯一的事业。这次生老八实在太凶险，不得已去了医院。医生建议剖腹产。需要多交2万元，她咬牙忍住坚持顺产。

“我真的尽力了，非常非常尽力了。”月子里虚弱，她困在床上，拿手挡住眼睛。

夏月蝉没有什么朋友，她每天都在凌晨醒来，烧水、做饭、给小的喂奶，催大的上学。白天，她挺着大肚子，招呼一群孩子，出门捡垃圾。等孩子都睡下，她需要换洗收拾。

东西越收拾越多，视线所及全是杂物。拳头大的女孩鞋子像果实一样挂在铁衣架上，一串七八双，深深浅浅的粉色。高架床底藏着一根细竹棍。气不过的时候，她用来管教女儿，打完心疼后悔，她又抱着女儿哭，鞋子串就随着床架晃动。

捡垃圾的工作是与王忠魁多次交锋后争取来的。王忠魁不希望妻子辛苦，也觉得丢脸。夏月蝉则希望能多少补贴点儿家用：2个大塑料瓶1毛钱，15根铁棍则能卖1元钱。杂物堆在门口，几乎挡住了半个家门。

这不是夏月蝉想象的生活。来厦门前她坐了三天的绿皮车，本以为会抵达一个广大的世界，“生活会越来越好”。

在贵州山里的时候，家里的亲戚叫她“敢子”，是个大大咧咧甚至有点野蛮的女孩子。男人会的她都会：上树摘果子，下河撑船，搬起大石头捕捉藏匿其下的游鱼。她喜欢水，眼力好，能看清水流的暗涌和转弯，长篙一戳，划出老远。

那时候她的家乡穷极了。只有过年才杀一头猪，挂起来，吃一年。招待客人的时候，割一寸左右的肉炒菜。有一次为了一盘四季豆谁吃得多，她和最小的弟弟吵架。她先拿起镰刀，弟弟一急拿斧头削了她胳膊，鲜血直流。

她记得在贵州，女人分为两类：姑娘和嫂嫂。嫂嫂们有自己的规则。有个嫂嫂结婚四五年没有生育，大家都“瞧不上”，小姑们吃饭不愿意和她坐在一起。后来嫂嫂生了个孩子，和小姑们又亲热起来。

而姑娘的最终归宿终是嫂嫂。她读书读到小学三年级，没钱了。家里人求助于一个大伯，对方说：如果是男孩就借了，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，终究是要嫁人的。她在门口听到了，赌气不读了。

之前看嫂嫂生孩子的的时候，做姑娘的她吓得发抖——“哪里敢想我以后也会生孩子。”但“敢子”姑娘最后还是在异乡做了“嫂嫂”。

遇见邻村小伙王忠魁的那一年，她爸爸一直着急把她嫁出去，急得拿棍子打她。她“赌气一样”，相处一天就答应和他在一起。第二天就一起坐上了东去的列车。

这个男人很矮，穿着一套特别宽松的“套服”，“谁穿都不好看”的那种。但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嫖不赌，这是“难得的”。在去厦门的火车上，王忠魁给夏月蝉买了一瓶可乐。那时候，村里人出门都“自己带瓶子灌点车上的凉水”，那是珍贵的饮料。

王忠魁知道，“自己家庭情况不一样，必须要努力干活”。他偏爱夜班，赚得能比白天100多元。15年来，他过年只回过一次家——春节期间的活工钱更高。

即使如此，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。有时候一桶3升的菜籽油可以吃3个月。一天买1元钱的豆芽。盐巴放一点点，有点咸味就可以了。

15年来，夏月蝉没买过新衣服，全靠邻居救济。王忠魁送了她一个几百元钱的玉镯，她一直舍不得戴。

周围的打工者会不时接济这家人，但很少深交。他们有时会抱怨夏月蝉不让女儿和自己的孩子玩。夏月蝉有自己的盘算：孩子一玩会闹矛盾，这样大人也会有矛盾。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矛盾。

在孩子心目中，夏月蝉是个严厉的妈妈。爸爸出事后，两个孩子不愿意上学，“想照顾家里”。夏月蝉心急如焚，她知道读书是跳出这个拥挤出租屋的好途径。但她并不知道该怎么劝说，只能边哭边骂。

夏月蝉觉得，自己一年比一年脑子糊涂，记不住事情。她能放在每个女儿身上的精力越来越少。有一次，不到1周岁的老七差点跑丢，她以为只是去了隔壁玩耍。后来很长时间，小姑娘的眼神稍微望向门口，夏月蝉就通电似地从床上坐起，大声呵斥。

夏月蝉觉得对不起她们，“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，吃了太多苦”；又埋怨她们不懂事，不体谅自己的辛苦——出租屋里的生活已经比她“当年好多了，能吃饱，有学上”。

她没有想过放弃她们。许多人打电话询问领养，被她一一拒绝了。“我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。”

她只能期望女儿嫁人，像她一样有自己的“靠山”。“女人，好像有了男朋友，就放心了。”

不过她觉得更靠谱的出路还是拥有“自己的儿子”，属于“靠山”的性别。只是王忠魁的受伤打乱了她的计划。

事故发生后，王忠魁的左手被截到只剩下15厘米，“谁能想到15厘米能有这么短呢。”他躺在病床上挥动不存在的手。自他13岁起，那只手就搅动水泥，打磨沙土，垒实厦门市湖里区江头的高楼地基。他看着那里从一片棚户区变成了房价惊人的开发热土。

“滚！”在病床，他对妻子怒吼。夏月蝉知道丈夫只是难受——“他一个男人，养家的能力没有了，不想拖累我。”

她求助于媒体，外界的帮助涌了进来。儿童衣物被整袋整袋送来，来不及折叠，只能平铺着。慰问品快要从这个小屋子里溢出去。

但这不是她急需的，丈夫的手术需要钱。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存在问题。

夏月蝉代替了丈夫承担起与外界打交道的角色。10平方米的家从未接待过这么多的访客。最忙的时候，她的电话每隔15分钟就要响起一次。那是一台150元的老式手机，“不容易被孩子摔坏”。她不懂微信和支付宝，“因为觉得那是不正经的男女勾搭的工具”，于是只能给捐助者念一个记在废收据本上的银行账户——那是王忠魁名下的账户。

截肢后的王忠魁还要等待一次又一次的恢复手术，夏月蝉不得不一个人撑起这个挤满了孩子的家。“不能生了。都这样了，还怎么生？”手术前一天，两人都对记者说。但有小男孩经过，夫妻俩的目光还是追了过去。

王忠魁希望妻子回老家，在那里带孩子。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学会用嘴和鼻子使用手机。他想求求认识的老板，介绍个一只手也能干的工作。

而夏月蝉并不想回乡。这次获得捐款的体验，让她开始后悔自己对智能手机的陌生。她希望这次丈夫手术好了以后有机会学习。

她想好了，“由不得老公反对不反对”，自己要找一份工作。